"到遠方去，因為，太近了沒有風景！"

可身在北京，之所以選擇"到遠方去"，不是因為"太近了沒有風景"，而是因為北京，早已變成了一座"堵城"，不但車到處被"堵"，就連徒步者也到處被"堵"，要想不被"堵"，只能選擇"到遠方去"！

北京郊區(qū)的寺廟就是不錯的去處，一則"天下名山僧占多"，有寺廟的地方，除了"風水好"，自然景觀更是周邊最佳處；二則有寺廟的地方就有文化，"近朱者赤、近墨者黑"，出入寺廟多了，雖然成不了"高僧大德"，但也不會成為太俗氣了！

古人曾用"南朝四百八十寺"來形容佛教的興盛與寺廟的數量，可據《北平廟宇通檢》記載：北京舊城內及近郊區(qū)有寺廟八百四十余處。

其實，在鼎盛時期，北平的寺廟早已超過了一千座，可謂"十步一寺，五步一廟"。據專家統(tǒng)計，北京寺廟的數量不但居全國之冠，而且不亞于日本的京都和奈良、尼泊爾的加德滿都、泰國曼谷等號稱"寺廟之都"的城市。

北京近郊的寺廟，最著名的除了潭柘寺、戒臺寺，就是位于房山的云居寺了，如果就價值而言--無論是文化價值、還是物質價值，恐怕要首推房山云居寺。

房山云居寺，又名西域寺，其全稱為西域云居禪林，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區(qū)白帶山 (因山腰有云似白帶繞山而得名，又稱石經山)西南麓，距北京城區(qū)75公里，原有建筑在抗日戰(zhàn)爭期間已毀，僅存塔數座和藏經洞中的石經。

　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，經過歷代修葺，形成了五大院落六進殿宇。兩側有配殿和帝王行宮、僧房，并有南北兩塔對峙；寺院坐西朝東，環(huán)山面水，形制宏偉，享有"北方巨剎"的盛譽。

云居寺的南北有兩座遼塔對峙，南塔又稱藏經塔，地下有藏經穴，原塔已無存，現在正在復建。

北塔是遼代磚砌舍利塔，又稱"羅漢塔"，始建于遼代天慶年間（1111～1120年），高30多米，塔身集樓閣式、覆缽式和金剛寶座三種形式為一體，造型極為特殊。塔的下部為八角形須彌座，上面建樓閣式磚塔兩層，再上置覆缽和"十三天"塔剎。這種建筑形式無論在遼代，還是在中國現存古塔中都極具特色。

塔的四面各建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小唐塔，為唐景云二年(公元711年)至開元十五年(公元727年)間所建。塔身上雕刻著各種佛像，其中唐開元十五年（727年）所建的石塔，內壁雕刻有一個供養(yǎng)人，此人深目高鼻，推斷應為外國人形象，這與當時唐代與中西亞交流廣泛、大量任用外族為官有直接關系。雕刻的服飾十分華麗，線條細膩流暢，反映了盛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。

五塔形成一個整體，為中國金剛寶座塔(五塔)的早期實例，寺內及周圍山上還有唐、遼、明各代建造的磚、石塔十余座，其中以石刻大藏經創(chuàng)始人靜琬的墓塔--琬公塔和為紀念唐代金仙公主捐助刻經事業(yè)而建的金仙公主塔最為著名。

云居寺是佛教經籍薈萃之地，如今寺內珍藏的石經、紙經、木版經號稱"三絕"。云居寺石經始刻于隋大業(yè)年間，當時高僧靜琬受北齊南岳慧思禪師思想的影響，在石經山刻石造經。

靜琬（？～639），隋代僧人。籍貫不詳，又作凈琬?！囤笥洝肪砩戏Q為智苑。隋大業(yè)年中（605～617），靜琬住于幽州（河北）智泉寺，鑒于北周、北齊之廢佛，恐三災壞劫而使佛法湮滅，發(fā)愿刻一切佛經于石上，以備法滅后學人遵遁進道之資。遂于隋大業(yè)元年（605）于涿州白帶山（今北京房山）山麓開鑿巖洞，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經文，造立《華嚴》、《涅槃》、《般若》、《寶積》等七室，山因之易名為石經山，后又改名石景山。另有部分石經置于山下云居寺之壓經塔下。

佛教自東漢明帝時傳入我國，由于歷代統(tǒng)治者的提倡，至南北朝時期已極為盛行。隨著佛教的盛行，寺院經濟迅速發(fā)展起來，出家僧侶也急劇增加。如南朝梁武帝時，尊佛教為國教，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佛寺五百余所，僧尼十余萬；北朝北齊時全境寺院，競達四萬余所，僧尼三百萬人之多。

為了控制寺院經濟和僧尼數量，保證充足的徭役和兵役，再加上佛教內部的不法行為和與道教的矛盾，有的統(tǒng)治者采取了一些抑制佛教發(fā)展的措施。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間就曾下令誅沙門，毀經像。特別是北周武帝建徳年間下令廢佛教，前后三年間關、隴地區(qū)佛法誅除幾盡。建徳六年武帝滅北齊后，將北齊的所有廟宇，充作王公第宅，命令三百萬僧徒全部還俗。

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廢佛運動，對佛教是一次沉重打擊，被稱為佛教史上的前兩次法難。受兩次法難的刺激，佛教徒的末法意識迅速滋長。兩次廢佛運動，在慧思大師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北魏滅佛事件之后，教內教外的一系列末法現象，正是大師離開北方南下的原因。北周法難之時，正當大師暮年。他一生以末法思想作為他整個理論的出發(fā)點，不會不顧慮到在此五濁惡世，說不定什么時候再出現法難時，如何來保存佛經的問題。據劉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說"北齊南岳慧思大師，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，發(fā)愿刻石藏，閉封巖壑中。座下靜琬法師承師咐囑，自隋大業(yè)迄唐貞觀《大涅槃經》成。"

　 受北魏太武帝滅佛的刺激以及末法觀念的影響，為使佛法長住于世，廣大信徒想出了將佛經刻石流傳的辦法。石刻佛教經典首先在北齊境內出現，當時已有三種形式的石經：刻于山崖上的，刻于地面巨石上的和刻于碑版上的。如山西太原風峪的《華嚴經》、山東泰山經石峪的《金剛經》、徂徠山的《般若經》等，都是北齊時代的石刻佛經。

北齊的唐邕自天統(tǒng)四年至武平三年在石鼓山（今河北武安縣北響堂山）刻了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勝鬘經》、《彌勒成佛經》等許多佛教經典，并且留下有名的《鼓山唐邕刻經銘》，敘說唐邕當時刻造石經就是由于"以為縑緗有壞，簡策難久，金牒難求，皮紙易滅，于是發(fā)七處之印，開七寶之函，訪蓮花之書，命銀鉤之跡，一音所說，盡勒名山。"

這些石刻佛經，特別是唐邕鐫刻石經的事業(yè)，對后代大規(guī)模的石刻佛經有很大的影響。北周廢佛時，許多寫在紙上的佛經都化為灰燼了，而北齊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經卻依然無恙。

靜琬刻造石藏的目的，就是受到了慧思末法思想的影響，因為靜琬刻經并不是為了一時的傳播佛經，而是為了一旦遭到法難時，可以用此石經充作經本之用。正如他自己在貞觀八年所題刻的殘碑上所說的："此經為未來佛滅法難時，擬充經本，世若有經愿勿輒開。"

牛恒剛：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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